由于近年来失业率节节升高、以及因为大陆新娘被迫卖淫、外籍新娘人数大幅增加、和发生外籍女佣可能因精神异常而导致雇主死亡等事项，关于劳工和外籍妇女的处境确实值得关切。在林万亿教授的文章中已论及失业的现状，并提供多项数据，本文则着重于讨论失业在不同向度间的差异性、妇女议题所反映的性别权力关系、以及可行的对策。
我们经常听到的失业率是一个全国性的平均数，不同人群分类的失业率其实是有差异的。从年龄层面区分，年轻族群的失业率虽仍是最高的，但中老年的失业率也在明显的上升中，尤其是45岁到54岁的群组。初次求职者即使一时找不到工作，由于年纪轻、较可以用就学等方式暂缓就业。但是中高龄失业者往往仍是家中主要的收入来源，一旦失业，对个人和家庭生活的影响是立即性的。这群人既不容易学习新的技能，也不易受私人雇主的青睐。因此协助他们找到工作应列为优先考虑。至于中老年女性失业之后再就业的困境，往往比男性更严重。许多业者仍用男人要养家的说词，拒绝这群女性的求职。原住民的失业率往往又高于一般汉人族群。因此，在预算有限的情况下，政府应先了解年龄、性别、以及族群等面向所造成的差异，给予弱势家庭或族群优先的就业辅导。
从总体层面来看，高失业率就如同低生育率一样，将会是经济较发达国家的常态。即使景气转好，失业率不会再继续探底，但要回复到低于3%的水准，已不太可能。在进入WTO、中国经济崛起之后，产业结构的快速转变将是常态，企业已不可能再像过去一样和劳工搏感情，对于员工愈来愈是「合则用、不合则离」。台湾社会对于劳雇关系必须要有全新的想象。劳委会虽已提出振兴失业方案，行政院也推出
500 亿扩大公共建设方案等，但从所列项目来看，这些恐怕都仅能发挥短期的效果。就业安定基金不能灵活运用，实在徒具「安定」之名。在中期对策方面，政府应该预先推估未来因为进入WTO以及推动国有事业私有化，所可能产生的人力冲击，及早筹划转业辅导的工作。
和一般想象可能不同的是，在过去三年的失业潮中，高中职教育程度者的平失业率最高，显现出一种「高不成、低不就」的尴尬。这些人或许很难被归为弱势，但却最常可能属于「社会排除」的一群。从长程来看，结构性失业既然已不可避免、弹性劳动已是趋势，在时间和信息不足、职校教育逐渐萎缩的情况下，政府有必要协调民间业者及学校，建立一套长期性的职前和在职训练体系，使劳动结构与产业结构的转变之间不至于有严重的脱节。此外，同样是在职务和工时弹性化的趋势下，更换工作、无固定雇主、或是进进出出劳动市场都可能成为常态。目前的劳保制度，已然难以照顾到受雇者的权益。即使是目前劳委会亟欲推动的可携式保险制度，都难以应付这种改变。劳保的设计不能再以劳雇之间一对一的关系思考，而需走向公民化。
相对于失业问题还有类似劳委会这样的主管单位，可以针对问题立即反应 并提出对策，台湾目前许多的新兴性别议题却始终看不见政府提出一个统合性的政策。关于色情、人口贩卖、新移民的新娘、和外籍帮佣的问题，并不只是妇女个人的权益或福利事项或治安问题而已，而更要用性别关系看待。以外籍家护工作者而言，就不只是劳动条件的考虑。因为这些耗费体力及照护工作，如果没有外国帮佣，也多半是由妻子、媳妇或是女儿在胜任。这些工作十分耗损身心，但却都是女人在从事，这与整体照护体系的缺乏、刻板性别分工的作祟、以及女性因为薪资偏低、而被认为不需要留在职场等，都有关系。至于像新移民新娘的工作权和社会适应、色情产业从业者年轻化趋势、困扰许多女性的育幼和托等问题、以及教育及社会大众缺乏对于同性恋的重视等，都需要有从性别观点出发、有权协调其它相关部会拟定和执性政策的机构。成立一个处理性别事务的专职单位，不只是迎合国际上性别主流化的趋势，更有在地的需要。
劳工和妇女是台湾经济和社会进步的基石，但在市场机制和父权文化的运作中，却最容易成为弱势。国家在减缓失业率时，如果能够照顾到弱势家庭，也等于是减少未来的福利支出。能够照顾到弱势的政策不只是让社会正义实现，同时也是让社会更加稳定发展的有效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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