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近年來失業率節節升高、以及因為大陸新娘被迫賣淫、外籍新娘人數大幅增加、和發生外籍女佣可能因精神異常而導致雇主死亡等事項，關於勞工和外籍婦女的處境確實值得關切。在林萬億教授的文章中已論及失業的現狀，並提供多項數據，本文則著重於討論失業在不同向度間的差異性、婦女議題所反映的性別權力關係、以及可行的對策。
我們經常聽到的失業率是一個全國性的平均數，不同人群分類的失業率其實是有差異的。從年齡層面區分，年輕族群的失業率雖仍是最高的，但中老年的失業率也在明顯的上升中，尤其是45歲到54歲的群組。初次求職者即使一時找不到工作，由於年紀輕、較可以用就學等方式暫緩就業。但是中高齡失業者往往仍是家中主要的收入來源，一旦失業，對個人和家庭生活的影響是立即性的。這群人既不容易學習新的技能，也不易受私人雇主的青睞。因此協助他們找到工作應列為優先考慮。至於中老年女性失業之後再就業的困境，往往比男性更嚴重。許多業者仍用男人要養家的說詞，拒絕這群女性的求職。原住民的失業率往往又高於一般漢人族群。因此，在預算有限的情況下，政府應先瞭解年齡、性別、以及族群等面向所造成的差異，給予弱勢家庭或族群優先的就業輔導。
從總體層面來看，高失業率就如同低生育率一樣，將會是經濟較發達國家的常態。即使景氣轉好，失業率不會再繼續探底，但要回復到低於3%的水準，已不太可能。在進入WTO、中國經濟崛起之後，產業結構的快速轉變將是常態，企業已不可能再像過去一樣和勞工搏感情，對於員工愈來愈是「合則用、不合則離」。台灣社會對於勞雇關係必須要有全新的想像。勞委會雖已提出振興失業方案，行政院也推出
500 億擴大公共建設方案等，但從所列項目來看，這些恐怕都僅能發揮短期的效果。就業安定基金不能靈活運用，實在徒具「安定」之名。在中期對策方面，政府應該預先推估未來因為進入WTO以及推動國有事業私有化，所可能產生的人力衝擊，及早籌畫轉業輔導的工作。
和一般想像可能不同的是，在過去三年的失業潮中，高中職教育程度者的平失業率最高，顯現出一種「高不成、低不就」的尷尬。這些人或許很難被歸為弱勢，但卻最常可能屬於「社會排除」的一群。從長程來看，結構性失業既然已不可避免、彈性勞動已是趨勢，在時間和資訊不足、職校教育逐漸萎縮的情況下，政府有必要協調民間業者及學校，建立一套長期性的職前和在職訓練體系，使勞動結構與產業結構的轉變之間不至於有嚴重的脫節。此外，同樣是在職務和工時彈性化的趨勢下，更換工作、無固定雇主、或是進進出出勞動市場都可能成為常態。目前的勞保制度，已然難以照顧到受雇者的權益。即使是目前勞委會亟欲推動的可攜式保險制度，都難以應付這種改變。勞保的設計不能再以勞雇之間一對一的關係思考，而需走向公民化。
相對於失業問題還有類似勞委會這樣的主管單位，可以針對問題立即反應 並提出對策，台灣目前許多的新興性別議題卻始終看不見政府提出一個統合性的政策。關於色情、人口販賣、新移民的新娘、和外籍幫傭的問題，並不只是婦女個人的權益或福利事項或治安問題而已，而更要用性別關係看待。以外籍家護工作者而言，就不只是勞動條件的考慮。因為這些耗費體力及照護工作，如果沒有外國幫傭，也多半是由妻子、媳婦或是女兒在勝任。這些工作十分耗損身心，但卻都是女人在從事，這與整體照護體系的缺乏、刻板性別分工的作祟、以及女性因為薪資偏低、而被認為不需要留在職場等，都有關係。至於像新移民新娘的工作權和社會適應、色情產業從業者年輕化趨勢、困擾許多女性的育幼和托等問題、以及教育及社會大眾缺乏對於同性戀的重視等，都需要有從性別觀點出發、有權協調其他相關部會擬定和執性政策的機構。成立一個處理性別事務的專職單位，不只是迎合國際上性別主流化的趨勢，更有在地的需要。
勞工和婦女是台灣經濟和社會進步的基石，但在市場機制和父權文化的運作中，卻最容易成為弱勢。國家在減緩失業率時，如果能夠照顧到弱勢家庭，也等於是減少未來的福利支出。能夠照顧到弱勢的政策不只是讓社會正義實現，同時也是讓社會更加穩定發展的有效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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