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力昕　在過去三個月的專欄裡，除了公共廣電集團相關議題的討論之外，我的一個主要關切，多少涉及了身分、族群或文化認同，及其與政治之間的牽動關係。

　　台灣並無那種像世界其他火藥庫地區之多民族、多宗教而真正難解的族群衝突。台灣的主要住民，不過就是一個由方言口語和生活經驗之不同版本所組成的漢民族，與在人口比例和政經勢力上、對前者完全不構成威脅的各原住民族。因此，這些年來被炮製的族群矛盾，以及諸如「大中國意識」、「福佬沙文主義」等等選舉產品，且揮舞著這些自我催眠的情緒相互敵對，自外於對世界、與對中國的真正瞭解，我以為是極其荒謬且愚蠢的。

　　這些假情緒的被炒作，並非意味著台灣全無族群矛盾的事實或因子。國民黨過去對本省各族群（包括更殘酷地對外省人／「自己人」）的壓迫整肅，不是受迫害者能輕易忘懷的；而今日唯恐台灣不亂，因此可從亂中得利的政黨、政客與媒體，也以撒鹽而非反省治療的方式，剝削族群傷口。

　　但除此之外，我認為有一個更內在的因素，使台灣族群矛盾得以有效的被鞏固，此即文化的優越感（與自卑感），和文化歧視（與自我 歧視）。這個觀點卑之無甚高論，但它卻制度性的存在於台灣社會，或穿透在各種生活內容之中，反而易於被忽略。種族與文化的優越感與歧視心理，積累於華人的深層文化意識之中；它又在封建意識、獨裁統治者、與全球化過程裡的美國文化商品或亞洲勞動力輸入等等新舊階級文化的打造下，使台灣在族群之間交錯翻轉的文化優越與歧視現象，不一而足。

　　概括地看，某個年齡以上的外省族群裡，不少人（多半是台北人或「台北中心」者）文化優越感一向是最高的：他們瞧不起「中南部」、台灣國語（有點像美國新英格蘭人瞧不起所有阿帕拉契山以西的美國人）、覺得自己見過世面、熟悉洋玩意、不「土氣」。此外，國民黨過去執政的半個世紀裡，為了政權利益，實施族群歧視政策，包括個人身分基本資料必須要填「籍貫」（以保障外省人在某些工作上被優先任用、並區隔不同族群的「識別」功能），與獨尊國語、在學校與媒體裡全面壓制閩客等其他母語及其文化。這使得從語言和省籍開始，就制度性的定義並內化了人民對族群文化「高下、雅俗」的優越意識與歧視性判準。

　　包辦了「本省人」符號的閩南族群，在受到殖民統治以來的長期打壓之後，需要重建主體意識，一定程度的敲鑼打鼓以自我培力、找回自信，此必要過程是可理解的。但是，不少人在解放了被歧視的身分之後，一方面似乎仍沒有將客家族群或原住民真正放在眼裡，另一方面又像是自卑者得勢後的扭曲心理，藐視或否認外省族群以至中國文化的一切，則是另一種自我膨脹。然後，不同版本的漢民族，一起加入對原住民、亞洲外勞、和對其他第三世界民族的源於根深之種族主義的制度性歧視。同時，我們對美國與西方白人族群，文化心理上永遠矮一截，對美國政府的屈從到了不忍卒睹的窩囊地步，對各類美式垃圾文化也照單全收。而台灣的原住民族，長期浸染於漢人瑣碎的政治爭鬥文化，使一些長袖善舞的原住民政治人，熟悉這一套邏輯：在對抗漢人霸權時，議題空洞、充滿泛政治符號表演；在原住民事務的各政府相關部門裡，則各族爭奪資源相互歧視 內鬥的本事，尤有過之。

　　台灣的族群矛盾問題，或許該從歷史、法令制度面、與華人根深的種族歧視與文化優越感檢討起。各族群先做自我批判的功課，不忙著檢討別人，否則「族群平等」云云，仍只會是空泛的口號與政治修辭。